不久前的全国服务业大会上，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：推动生活性服务业“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”，是“十五五”时期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核心命题。然而，在一系列振奋人心的表述背后，有一块服务业的“硬骨头”不得不正视——养老服务的供给侧，至今存在难以回避的结构性短缺。
有一张令人不安的“账单”。截至2025年底，全国养老机构3.9万个，养老服务床位768万张，这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数字。但不少二三线城市养老院平均入住率不到一半，部分偏远地区空置率高达60%。与此同时，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却严重供不应求，护理人员缺口高达550万。一边是床位大量空置，一边是护理严重短缺，这一悖论精准地呈现了中国养老服务供给侧的结构性伤疤：供给与需求之间，不仅是量的错位，更是质的断裂。大量养老床位集中在以住养功能为主的传统养老院，而失能、半失能、失智老年人需要的，是专业化的医疗护理、康复训练、认知症照护。这些，恰恰是当前机构最难提供、最难定价，也最难找到足够人手来承担的服务。
人才缺口，是供给侧短缺的核心症结。护理员待遇低、社会认可度不高是老问题，且在加剧，数据显示新入职养老护理员流失率高达40%—50%，而到2035年，需要新增专业养老服务人员逾千万。症结不在于没有人，而在于没有足够的机制让人“愿意干、留得住”。养老护理员长期处于正式劳动关系的灰色地带，职业晋升通道狭窄，职业荣耀感不高。说到底，这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对照料工作系统性低估的社会问题。
多年来，养老产业市场化被视为解决供给短缺的“解药”。资本确实来了，但眼光大多落在高端养老社区，这将大多数中等收入老人拒之门外。高端市场内卷激烈，普惠市场供给奇缺，普惠型养老服务，因为利润空间薄、政策支持零散，长期缺乏有效的市场供给主体。养老服务的准公共品属性，决定了它无法单纯依靠市场调节。但公共财政的投入，又远不足以填补如此规模的服务缺口。这是一个结构性困境，不是简单的“市场化程度不够”或“政府介入不足”。
在全国范围内，浙江是养老服务改革走得最快的省份之一。“浙里康养”品牌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省覆盖、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、参保率达93%……浙江的改革实践既有量的积累，也有质的突破。其中最值得关注的，是长护险。但要清醒的是，长护险是一个支付端工具，它解决的是“谁来付钱”的问题，而不是“哪里来服务”的问题。如果供给侧的结构性短缺没有解决，长护险的钱有时候还是买不到足够好的护理。制度覆盖了，服务不到位，老人照样没有尊严地老去。支付改革与供给改革，必须同步推进，否则一条腿走路，总有一天会倒下。
当前，还有一个认知层面的问题值得警惕。我们习惯于将养老服务窄化为“照料老人的体力活”，这既低估了照护工作的专业价值，也遮蔽了其应有的社会地位。在日本、德国等老龄化程度更高的社会，“介护”（护理照料）是一门有认证体系、有晋升阶梯、有社会尊重的职业。而在我们这里，护理员的专业培训体系还非常薄弱，认知症照护、临终关怀、康复护理等细分领域的专业人才，几乎还是奢侈品。全国服务业大会明确要求：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，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“更加普惠优质”。养老服务是其中最大的基本需求之一。把这一需求从“有人管”升级到“管得好”及“有尊严地活”，需要的不仅是财政投入和市场激励，更需要一场深层次的观念革命。
谁来伺候“银发族”？答案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系统。一个由职业化护理人才、可持续支付机制、公私协同的供给体系，以及对照料工作的文化重新定义，共同构成的服务生态。浙江在修补这些短缺方面走在了前列，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全国服务业大会的春风能否吹进养老服务最难的角落，取决于政策能否精准击中供给侧的结构性短板，而不是停留在数床位、数机构、数补贴的表面文章上。真问题，需要真答案。银发浪潮不等人。（宋红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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